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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研与技术

 
 
 

日志

 
 

[王进]科技工作者的中年没有危机  

2014-12-08 14:21:05|  分类: 教育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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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年事渐高成就不大,欲望不减精力渐衰,上有老下有小,各方压力如洪流般汇聚,着实有些吃不消。“幸福学”的研究成果总是强调:人生的幸福大致遵循U型曲线----少年不识愁滋味,老人安享晚年乐,惟有中年人长期处于曲线的谷底,自怨自怜,最是悲苦。这种论调加重了中年人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自套枷锁,常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愤懑。但生活总得继续,还必须强迫自己过得好才行。坦然面对中年危机,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埃利奥特雅克于1965年提出中年危机的概念。其在论文中强调,“在这一时期,我们须得直面自身的局限、各种受限的可能性以及注定死亡的命运”。尽管这一概念具有局限性,但绝大多数中年人却极为高兴地“对号入座”。很多人在中年危机的强大压力下,往往选择“鸵鸟政策”,不是直面危机带来的不适,而是“不惜牺牲家庭和工作来换取跑车、植发和年轻女友”。一如糖尿病正在低龄化,中年危机的年龄限值有下移的趋势,有些“80后”迫于生存压力也开始感慨“过早步入中年危机”。但这些抉择都算是“自愿掉入美丽的陷阱”,或许只是为自身不够努力预设后路和强找借口,甚至“宣称自己感受到中年危机”似乎成为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最时髦的“流行病”。

但中年危机没有人们传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如果深入了解中年危机背后蕴藏的潜在机会,焦虑与恐惧将被乐观和期望所取代。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倘若能够善待中年危机产生的违和感,极有可能燃起雄心壮志去重拾“未实现的期望”。因为,中年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可以驱使别人”;中年人的掌控能力更强大;与年轻时动辄要改变世界的豪气不同,中年人更注重幸福感、存在感、认同感以及超越感等内在感受。中年人不仅能从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变得更加理性而不至于异想天开,而且拥有其他年龄段所不具备的资源综合优势而不可能一无所有,同时中年危机的存在恰恰逼迫他们采取更为认真的态度规划“人生的后半程”而不会轻易认命。从这个意义上回看中年危机的话题,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中年人的幸福感不可能很低,只是因为他们对于幸福的期望值一直未被完全满足,所以才造成“中年人最不快乐”的假象。现实生活中,尽管中年人个个都在慨叹“生活之不易,人生之艰难”,但很多人的感慨怎么听都不像是哀怨之言,更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装x之论”,这或许是“中年没有危机”的最好例证。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终身研究员亚历山德拉·弗罗因德就坦然承认:“人到中年,生活是最充实的。我们在工作上取得许多成就,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很健康,比学生时代多了许多资产。我们的社交圈里亡故的朋友不多……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不会再没完没了地怀疑自己。”弗罗因德的感受,对于很多中年人一点也不陌生吧。

科技工作者如果感受到中年危机,不要急于下论断,或许那并不是危机,而是转机。至于他会去向何处,与其所感受到的身体变化和心理症状没有必然联系,端赖其对待后半生的态度,决定于他是否愿意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交代”,这决定了科技工作者是否会陷入“中年危机”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

一方面,倘若年轻时专注于挣钱养家糊口而荒废了学术研究,那么中年就是科技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者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尚能“卷起袖子,抡起胳膊”去追逐那个被耽误了很久甚至快被遗忘的科学梦。特别是那些在物质基础上早已远远超标者,更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从繁杂的项目事务中解脱出来,也无需对抗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高企压力,甚至能够采用“金钱换时间”的策略,总之,只要他们想把时间投入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就总能找到时间去完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休闲享乐还是科学研究,才是这些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年科技工作者最理性的追求?还是说,既然挣钱的基础和条件如此之好,是否就“闷声发大财”算了。反正,科研经费在当下的高校代表了一切。当然,如果人到中年还是没有“钱”途,那就更得转换观念,既然一辈子都有可能与钱无缘,何不改弦易张,不再花大力气伺候“钱老爷”,而是将精力放在钻研学问上,毕竟很多学问与钱的关联度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当做学问已经练就高深功力时,“钱景”好坏恐怕就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方面,中年是科技工作者实现“做自己”这一最高理想的最好时机,是完成“内生长”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到中年,不再像年轻人那样虚幻地妄想,多年的摸爬滚打慢慢让人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明白自身的“不全能”,开始懂得梦想必须与自己的潜能相结合,否则就是不折不扣的白日梦。至少他会彻底死心于成为“杰青”,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年人而言,错过的青春不可能再回头,年轻时没有那么杰出,这一辈子就永远与“杰青”无缘了。就像新导演的处女座若是无法获奖,那就永远无法与“最佳新人导演奖”结缘一样,是无法“U”型转弯的单行道了。

高校应当注重科技工作者的中年危机,鼓励他们尽快驶上人生的“第二跑道”。毕竟中年科技工作者是高校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工作的奉献度和投入度不仅决定着个人的成就,更左右着那些莘莘学子的未来。一旦中年科技工作者开始“守成”、或心生厌倦感、或逐渐接受所谓“宿命的安排”,对于高校可不是一件好事,组织效率的下降自不待言,人力资源的“隐性浪费”更是惊人。

年轻时设定的人生期望,到了中年严重受挫,进而恐慌于“将碌碌无为地荒废掉一生”,这或许不能称为危机,而是“晚熟男人”开始真正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时所不可避免的初期的惶恐和不自信。一旦他们适应了“与危机感相伴”,反而会专注于更为充分地准备自己的后半生。就像查尔斯汉迪所说的那样,尽早规划人生的S型曲线,在人生开始从第一条曲线的峰值下落之前,就在第一条曲线的上升通道上寻找适合的接入点开始规划未来人生,迎接“第二春”、“第三春”的到来。这恐怕是科技工作者不会长久迷茫于“中年危机”这一负面概念的绝佳解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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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理想的两难,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棘手困境。高校教师大多怀揣学术研究上的自我实现诉求,但往往受制于生存压力无法潜心向学,这种悖论甚至成为很多教师在学术追求上无所作为的最佳借口。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既重要又复杂。单纯从高校教师工资卡上的每月收入水平看,绝大部分教师的薪金处于中等甚至偏下的水平,但是民众从直观上获得的感受却大相径庭,似乎高校教师群体的整体收入状况处于社会的较高层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高校教师究竟是富还是贫?他们的学术梦逐渐破灭真是因为钱惹的祸吗?

罗伯特吠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系列之一《财务自由之路》一书中提出了“成功赚钱找钱的ESBI四象限”,其中E代表employee(打工者),指代那些为人所聘用的雇员,其付出回报比例为1:0.25-0.5;S代表self-employed(个体户),指代那些为自己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其付出回报比例为1:1;B代表boss(企业家、老板),指代有一个系统为自己服务的雇主,其付出回报比例为1:5:25:125...;I代表investor(投资者),指代那些用钱来生钱的资本运作者,其付出回报比例为1:10:100:1000...。

如果一个人处于E和S象限,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努力工作以获得“劳动性收入”,“有劳才有得食”,一旦停止工作,则收益全无。E和S象限的区别在于:E象限的人须得“朝九晚五”,要努力仰望上司的屁股,要时刻警惕办公室政治,且收益率较低;而S象限的人工作时间的安排随职业特性而定,有时自由自在,有时苦作无休,只需关注雇主的利益诉求即可,完全实现了“凭本事吃饭----做多少拿多少”。相反,如果一个人处于B和I象限,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少工作甚至不工作仍然能够获得不菲的“非劳动性收入”。只要回报机制运转正常,是否努力工作,就不成为决定性因素。B和I象限的区别在于:B象限的人需要努力去掌控“生产财富的系统”,哪怕仅仅是过问与关注,仍须亲力亲为;而I象限的人,只需投资于“能让财富自我繁殖的系统”,即可高枕无忧,享受资本性收入带来的巨大红利。

以“ESBI四象限”来衡量高校教师的财务状况,就能找到问题的成因所在。以当下高校最有影响力的“50岁群体”为例,他们是高校中财富数量最多的一群,几乎都位列导师名册,拥有副教授以上的头衔,属于人们通常所调侃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财富囊括了ESBI全部四象限,而且在每个象限都有较为突出的财富贡献。一,作为高校雇员,他们的工资收入处于较高层级,仅凭E象限的收入,即可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点工资收入显然只占到其总收入的极小比例,且相当一部分人在教学工作上的时间投入较少,有足够多的时间在其他三个象限上有所斩获。二,S象限的收益虽不固定实则不少,包括担当项目审查或鉴定的评审费、特约撰稿的稿费、做学术报告的劳务酬金、作为专家顾问的咨询费、按计件计算的论文审稿费等等,这些收入来源都建立在“50岁群体”强大的人力资源存量上,是对其多年投资于自我教育的奖赏。三,B象限的收益,随着科研项目的增多,逐渐变成“50岁群体”财富总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门下弟子众多,梯队建设上的层级合理确保了科研收益的可持续性,加上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社会科研投入的井喷,进一步刺激了“50岁群体”在B象限的积极性:他们或自行开办公司,或广开项目财源,借助研究生群体的智力资源,实现了“小投入大产出”的理想投资境界。四,I象限属于资本性收入的范畴,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关联甚大。由于“50岁群体”在财富积累上起步较早,前述E、S、B三个象限的收益累加,使得他们有足够余钱进行再投资。房地产成为投资的首选。他们中很多人拥有多套房产,无需出租即能搭上中国近十年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使得整体财富一下子得以暴涨,部分投资于门面者,更是赚得盆满钵满,“钱找钱,钱生钱”如此容易,想不富裕都难。

但是,“50岁群体”只是高校教师群体的一小部分,且集中在部分“有‘钱’景,来钱快,赚钱易”的专业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校中那些处于无法生财之学科领域中的青年教师,其财富状况确实令人堪忧。微薄的工资加上“以身发财”的少量课时费,构成了这些青年教师的主要收入。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房地产“举国欢腾”时的好处,反而在用每月所得补贴过度攀升的房价;与“50岁群体”相比,一增一减之间,贫富差距正在逐渐加大,这不仅仅是高校才有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当青年教师不能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财富时,“不敬业教学”、“无学术追求”就会成为一种极具伤害性的教育生态。

与财富差距紧密相连的,是“50岁群体”与“青椒”在学术追求上的选择迥异。“青椒”需要学术成果来确保安身以及谋求发展,可是生存压力使得他们无心于学术但又不得不寄望于学术;“50岁群体”有了闲暇、闲适和闲钱,拥有做出“好”科研的诸多条件,但他们没有学术考核上的巨大压力,处于“收山”的状态,整体上反而不如“青椒”那么“爱学、好学、肯学、必学”。在经济状况不佳的年轻时代,人们往往迫于生存压力将理想实现加以延迟,寄望获得财务自由后能够继续追梦。可悖论的是,等到财富不再成为约束条件时,很多人在积聚财富的过程中,将理想慢慢丢弃,就连重寻理想的心境都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于财富的不节制式追逐----“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当人们缺少正确的财富观时,再多的收入源都满足不了躁动的心,自然也就无心于高尚的使命。就像圣雄甘地所言,“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最可悲的是,这样的故事正有扩大化的趋势。学术理想未必等同于可以量化考评的科研绩效,如果我们时刻反思“如何常葆奋进之心”,至少能够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苟且,这或许就是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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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跳板,顾名思义,是人为了实现更高(远)跳跃而设置的“能量转换器”。当急速奔跑的运动员重重踩上起跳板时,“起跳板发生弹性形变,将部分动能转化为起跳板的弹性势能,起跳板在恢复形变的过程中,板的弹性势能又转化为人的动能”,使人高高跃起,实现跨越的目的。跳远选手、鞍马运动员都是踩起跳板的高手。

导师也是一块起跳板,其作用在于帮助学生提升跳跃人生障碍的高度,助其实现自我潜能的开发。没有类似起跳板的辅佐,再优秀的运动员都无法一飞冲天,学生亦如是:缺少导师的引导和唤醒,“人生的天花板”不容易持续升高。这反过来要求导师必须履行责任,对那些期望与导师共同进步的学生,要给予积极而全面的帮助。但是,要想让导师这块起跳板真正发挥作用,须得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一,起跳板要有良好的弹性,否则再怎么用劲踩,也是白费力气。故导师须得勤加修炼,勤教苦学,这样才能给学生提供强大的支撑反力。导师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如果导师过分偏重于科研绩效,满足于现状而不愿意花费时间指导学生,那是衰减起跳板弹性的不智之举,属于本末倒置。

二,哪怕起跳板的弹性上佳,不同人踩在上面,产生的效果迥异。有的助跑速度不够,有的踩偏了方向,有的未能踩准理想着力点,这都降低了起跳板的功效。正如导师再强,如果学生的科研基础太差、从事科研时心有旁骛,都会事倍功半。倘若学生从一开始就无心从事研究工作,根本连跑道都不上,起跳板就只能顾影自怜了。

三,起跳板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弹性逐渐减弱。导师指导学生,也有同样的倦怠情绪。通常初任导师时激情洋溢,容易与学生结成“成长共同体”,等到门下弟子成群无暇顾及时,就会“选择性”地“择人而教”,对于那些失去学习机会的学生而言,起跳板就不知不觉地被抽走了。这一景象现在较为普遍。学生当然可以指责导师精力有限时不应当滥招,但更理性的思维议是,在无法改变研究生扩招现状之下,如果学生很需要起跳板的支持,那就多想想如何成为导师心目中有学习力、求上进、重品格的“Mr Right”吧。与其怨天由人,不若反求诸己,这是成就自我的王道。

四,起跳板须得有任劳任怨和不邀功求赏的美德。当运动员取得佳绩时,面对鲜花和掌声,他们最要感谢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组织的温情关怀、赛前的精心准备以及赛场的热烈氛围,至于起跳板的功劳,那是不足为道的。我们见过运动员获胜后亲吻场地的景象,何尝见过运动员披金挂银后关注起跳板的?导师这块起跳板,其待遇会稍好一些。优秀学生获得了巨大成就,固然会有部分人提及导师的作用,但归因于自我的天纵英才和勤学苦干,才是更为常见的情景。这并非需要去横加指责之事,因为导师真就只是起到了起跳板的作用,帮助学生离开限制他们发展的环境,送他们去到一个可能连他们都不敢想象的高度。至于学生能否心想事成,在攀升拔高后能否获得理想的成绩,主要还是凭借学生持之以恒的实干、苦干加巧干。所以,能够切实履行好起跳板的功能,本身就是评判导师是否具有职业精神的最好指标。

当导师能够接受“起跳板”思维,并用它去理性看待“指导学生”这一基本职责时,就能心安理得地努力成为真正的“导”师。导师静静“目送”学生远去,并寄望学生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具备的宽广胸怀。如果每位导师都能如是想,那对于当下师生间屡屡出现的因利益纷争而上演的骂战,不啻是一剂良药。“只求耕耘,莫问收获。”应当成为导师们努力追求的教育境界。只要遇上可教之才,并因材施教,那就足堪欣慰了。至于学生毕业后能否成就一番事业,那是学生自我奋斗的范畴,与导师关联不大。

最重要的是,导师最好减少对毕业后学生的关注。因为对他们而言,导师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要求补偿”或“索要回报”的信号释放,会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甚至引发彼此间的无端猜忌。至于那些功成名就想要“反哺”导师的学生,若能理解起跳板的命运注定是奋力反弹帮助起跳者以成就自我,那么反哺之举就不会锁定在导师个人身上,而是将导师施加于自己的正向影响传递给身边的人,并运用自身资源尽可能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扶之人。当这样的反哺越来越多时,社会才会充满希望与朝气,而不是每天上演愈演愈烈的对于“背叛与不忠”的指责。反哺,是善意的延续,是援助的传播,是美德的传承。当那些念记着反哺的学生们,都能甘做身边人的起跳板时,导师才获得了最好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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