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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工资实行“工分制”被指简单粗暴  

2015-01-23 15:30:09|  分类: 教育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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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我们大学的生产大队队长,我们是队员,每天记工分,每年算工分。”一位在高校的全国政协委员曾跟他的校长说过这样一句笑话。如今,行至岁末年初,又到了“算工分”的时候了。

所谓“工分”,即通常所说的“绩效工资制”。具体点说,就是每到年末的时候很多高校或院系会要求教师汇报一年中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相关部门再根据院校收入和年度的总工作量计算出该年的“绩效成绩”,据此决定教师的工资额度。在很多人看来,这与当年人民公社生产队记工分及按工分分钱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在高校这样一个“生产大队”里,按“工分”发放工资的方式真的能令教师的工作“保质保量”吗?

“自愿”推行的制度

冯大诚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老教师。从教30多年的他,跟“工分”打交道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简单介绍了每年自己都要准备哪些“工分”。

“主要是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内容。”冯大诚说,其中教学工作量包括给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授课和实验课时数、学生人数;指导做论文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人数、本年度毕业的研究生数等;科研工作量则包括科研项目、到账的资金、发表的论文(非SCI、EI除外)及刊物的影响因子等。当然,还包括一年中得到的奖励。

据了解,在国内多数高校,教师每年末需要上报的内容几乎都大同小异,而据苏州科技学院教授陈建新的估算,通过这些“工分”而获得的“绩效工资”,要占到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

完成这些与一年生计密切相关的汇报材料,其实需要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一两天就能准备好。”但是,陈建新却觉得很心烦,“填那些表太麻烦了,而且平时还要留意自己的很多工作,有时真的觉得很烦”。

其实在如今的高校中,觉得每年一次“记工分”很烦的老师远不止陈建新一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每年都让他们“心烦”一次的“绩效工资制”,其实在国内出现的年头并不算长。

据冯大诚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还是固定工资,“按各人的工资级别拿钱。”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对于教师收入分配的“工分制”却在国内高校迅速推广,高校在这方面的积极性甚至远非执行教育部的任何一项官方指令所能比拟。而据记者了解,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还有部分国内重点高校在推行以“工分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工分制”在高校大行其道,原因何在?对此,冯大诚给出的回答很简单——它能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在学校里,教学工作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相对于教师增加收入的希望而言,这种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在‘工分制’下,教师要想增加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做科研、多发文章。”他说,而对学校而言,教师“不须扬鞭自奋蹄”,可以在短时间内让高校申请到更多的硕士点、博士点,争取到更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这自然是最大的好事。“这是各学校领导发自内心所希望推行的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真的有领导们想象的那么好吗?

难以衡量的“良心活”

其实几年以前,冯大诚已经退休了。如果说从教三十多来年,对于自己工作的特点有什么总结的话,他觉得只有一点——教师是一个良心活。

“一个教师对教学工作用不用心,旁人不容易看出来。用心与否,所花费的时间往往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当然,其教学效果也大不相同。”冯大诚说,但这种不同是极难用数字表达出来的。

而这点,正是“工分制”最为人诟病之处。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彭渤此前在自己的一篇博文中,专门对高校教师的“工分制”作了论述。在博文中,彭渤直言,“工分制”损毁了教师的劳动。

“教学是个良心活,科研也需要精益求精。把教学和科研都简单量化成了‘工分’,一方面是对一些教师劳动的损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学里的浮躁。教师难以静心,教学、科研都为挣‘工分’而浮躁。”他说。

此外,“工分制”也在无形之中诱导了大学进行成本核算。而为了提高单个课时的酬金,教师会大量压缩投入成本高的课程的教学课时,如实验、野外实习等课程,这也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彭渤坦言:“在‘工分制’的模式下,要求大学选择最好的教师上好每一门课,基本不可能实现。如此一来,学生便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事实上,对于“工分制”的这种质疑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比如在201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就曾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根据此方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人员。

而此方案刚一公布,便遭到学院多位教授的反对,反对者的主要意见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有校外学者更是针对此事直言,别把大学办成养鸡场,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

“在高校管理的初级阶段,高校内部各种机制尚不健全,用这种‘绩效’方式加强管理是有必要的,但如果高校管理走上正轨,教师的责任心也慢慢加强以后,这种初级性质的管理还是否合适,是否应慢慢放开,给教师更多自主权,其实值得探讨。”采访中,陈建新说。

“奖优”与“罚劣

彭渤那篇抨击高校“工分制”的博文,其实是有一定争议性的。比如在博文的评论中,有人便指出:“大学里有这么多教师,且工作类别相差巨大,如果不用‘工分’,你有什么更好的评价和考核方法吗?”彭渤对此的回答是:“我没有资格提出评价意见和考核方法。这是管理者的事情。”

那么,管理者又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

几年前,彭渤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和丹麦学习和工作多年。他发现在国外高校,一个岗位是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的。教师在某个岗位就要履行岗位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高校则有义务对其工资进行保障。如果教师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高校可以通过规定程序对其解聘。

“概括地说,我们的制度是一种简单数量化的‘奖优’,即‘多劳多得’,而国外高校通行的则是在严格制度保障下的‘罚劣’。相对而言,国外的制度可以保障教学科研人员在‘不偷懒’的前提下,有一个安心工作的大环境。”彭渤说。

事实上,这种“罚劣”的制度有些类似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高校曾普遍实行的“固定工资制”。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冯大诚坦言,很多高校目前在采用的“工分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纵观世界各国高校,将教师工资与工作‘绩效’简单挂钩的可能也只有我们。”冯大诚说,这种模式说到底,其实就是企业管理中的“泰勒制”模式。这种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管理模式,便是通过差别计件工资的形式,调动工人积极性,从而提高每个单位劳动的产量。

“需要注意的是,‘泰勒制’模式只适合管理简单劳动状态,而高校教学和科研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这种模式怎么可能适合呢?”冯大诚说。

被管理者需得到尊重

虽然建议国内高校向西方学习,但对于“罚劣”制度能否真的在国内落地生根,彭渤很是怀疑。

“我们在行政管理层面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之前很多好的改革最终也都不了了之。这说明在推动改革方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管理者的自我改革。”他说。

从2008年开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高抒,已经连续7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高校薪资改革的建议和提案。在他看来,在包括薪资在内的高校管理层面,我们的管理者其实缺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

“每个员工在机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同,所以用一刀切的方式肯定是不公正的。”高抒说,而在不当的指标下,人们感受到的压力不同,有些人必定是受害者,另一些人则会采用蒙混过关的方法应对。“你要求数量,我就降低质量标准,乃至弄虚作假。”对此,管理层又可以严查每个人、抓“不当学术行为典型”来应对。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产出好成果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下降了。“不幸的是,这种状况正是我们许多机构的常态。”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循环呢?他给出的意见也是向西方学习。

“西方国家的管理是值得借鉴的。”高抒表示,管理的目的是鼓励树立科学信仰、人们努力工作,所以首先要尊重被管理者,不能把他们当敌人或者破坏者。“管理者应有的基本假设是员工上岗之日是胜任其工作的,而工作合同又是协商的结果,因此是否胜任只要对照合同比对就可以了。换言之,考核指标应是员工本人同意的而非强加的,而考核成绩是根据员工的进步程度来决定的,与其他员工的作为无关。

“对于某个员工,如果当年业绩与其前三年的工作对比有显著进步,则可以晋升工资级别,如果不明显,则工资不变,如果有退步,则可考虑其是否胜任。这样,每位员工都知道,努力工作就可能晋升,这种非‘一刀切’的鼓励方式才是一种正面激励。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恰恰缺乏这种机制。”高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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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高校实行职称分类评审:教得好就能评教授

国内高校一度兴盛“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的论调在湖北即将成为历史。

今天,湖北省省内高校高级任职资格完成评审结果公示流程。首次实行的分类评审公示中,2014年评审通过高级职称1065人,其中本科高校教学为主型通过227人,教学科研并重型通过358人,科研型通过12人,申报社会服务与推广型通过6人。

多年来,职称评审指挥棒使得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为痼疾。2014年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4种类型,出台新的分类职称评审条件,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的,也同样可以评上教授。

湖北省教育厅教师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校职称新评审标准不唯论文更重实绩,对教学为主型教师,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实绩,引导一线教师强化教学;对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师,突出考察其科研项目成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强化高校教师队伍服务经济社会导向,这两类评审对科研论文数量要求均大幅降低。

湖北大学赵柏树老师任副教授17年,一直承担专业基础课教学,连续10个学期教学质量考核均为优秀,多年获评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此次通过教学为主型教授评审。

武汉轻工大学老师陈新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科研总经费达200万元,获得了3项授权专利,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开发了三聚氰胺显色剂,建立了简便快捷的检测方法。此次,他成为6名首批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授之一。

在此前召开的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会议上,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指出,完善教师分类评价体系,旨在“为广大教师树立特色鲜明的职业导向”。(原标题:湖北实行高校教师职称分类评审 老师“教得好”可评为教学为主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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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已经教书三年半了,一开始踌躇满志要培养优秀的学生,要让学生对数学感兴趣,现在有些沮丧。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的困惑,或许很多年轻老师都遇到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给我一些建议。


首先我声明我喜欢教学,也喜欢和本科生交流,虽然我对我的教学有些沮丧,我还是蛮喜欢那些学生的,不管他们是否成绩好,是否认真听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对他只是偶尔生气,但还是忍不住宽容和溺爱他们。虽然我毕业三年多了,但是我一直看淡金钱,也不发很多论文,也没有刻意去申请各种基金,对于学校对我的认可我没有太强烈的愿望,但是我希望学生能认可我、尊重我,在教学方面能给我一些鼓励。我最欣慰的就是学生路上见到我能和我聊一聊,然后还能去我办公室讨论讨论问题。


以下各个问题不排除我自己的原因,我有点儿自负,所以经常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问题,上课偶尔调侃,可能伤到学生自尊了。这是长期形成的毛病,可能得到40岁才能改过来,突然想起来自己奔四了。


(1)我最郁闷的时候是阅卷,我记得第一学期阅卷的时候看到自己班的高数试卷,我都快哭了。虽然经常问大家对课堂的反应,但是我对学生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作业,我觉得平时作业都做得挺好的,我觉得考试题那么简单,大多数人应该会游刃有余。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后来他们都告诉我大多数作业都是抄的。第一学期上课自己经验不足,所以我的学生考试成绩比同院系的其他班差几分,后来成绩方面是好多了。但是阅卷依然是我最郁闷的时刻,上课关键的知识点我都强调好多遍,总有很多人写得很离谱,求个矩阵莫名其妙写个数,求个极限莫名其妙写个数列出来,阅卷的感觉非常非常憋屈。


我觉得大多数人教书都追求成就感,希望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知识并且能够灵活运用。每次集体阅卷,我们发现做得好的,都互相传一下说这娃做得好,为什么呢?无非是找一种安慰,就像是在毫无生气的一片泥沼中发现了一株小草。


(2)第二是关于学生对考试还有成绩的态度。首我觉得成绩不能完全反应一个学生的能力,所以我不歧视成绩不好的(我本科成绩不好,我总归结为我不适应那种考试)。但是我觉得成绩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学校考风不好,成绩不严肃,学风就毁了。让我非常郁闷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分数低了或者不及格,总能找到一大堆客观理由,或者直接希望老师能给放过,并且有非常奇葩的还行贿老师。有些甚至说自己想保研想拿奖学金,让我给高分。他们总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商量的,我一度沮丧得认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蔓延到小学生身上去了,考试可以作弊,上学可以花钱,及格可以和老师讨教还价。他们那么年轻,却有投机的心理。


学生考试的目的是认识自己,而不单纯是为了混学位和奖学金。我一直坚持诚信和担当,上课也一直鼓励学生这些东西。我觉得成绩不好我觉得成绩不好没关系,即使不及格大不了重修一次。有些同学和我讲他很用功,但是考不及格,用功并不是给一个学生及格的理由,这应该反映了他学习方法不对,他应该从自身方面找原因,不及格不见得是坏事。


(3)第三是关于课堂。我觉得迟到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总有学生嬉皮笑脸,玩手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不听课,一方面原因是上课不能抓住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自己完全懂,但是老师写黑板上的习题我还是会好好想的。我上课的时候,发现有学生不听课,我就下去转发现他们什么都不会,最终考试也不及格,我体会到的是年轻人的麻木。


一方面我觉得学习是自觉的行为,所以我上课只是委婉提醒;另一方面,看到一些学生的那些行为,真的很沮丧,我们辛苦备课,讲课不算好但是也还过得去,我觉得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我觉得不听课无所谓,如果他已经理解了,我也挺欣慰的。


(4)第四是关于考试命题。 我出题不难,只是很基本的东西,我只是保证如果学生能考80分,以后就能自学使用数学软件。但是我出的题目没有课后习题和例题,但是都是同类型的或者稍加改造,计算量很小。每次命题我都非常纠结,考试题我都是花好几个星期反复改,大题分成小题当做提示,甚至还有选做题。我换来的结果是,阅卷的沮丧,大多数同学的埋怨,还有一些同学的怨恨。


关于命题,在这里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对高校以及老师心存埋怨,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从我入职这几年,我发现高数考试题一年比一年简单,通过率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讲课越来越难讲。我认为这样只能说高分的学生是听话的学生,不能反映他们的思维能力,并且会伤害一些学生的学习兴趣。人的智商是有高低的,用功程度也不一样,当大家都觉得随便看看就能考八九十分的时候,谁会花心思去思考一些难题,不思考怎么会激发兴趣。这几年我们学校考研成功率特别低,和我们平时的考核太松是由关系的,给学生一种错觉,我考高分我数学就好。


(5)关于考试作弊。我很讨厌作弊,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作弊过。每次监考发现作弊的,我就站在他旁边,还有交卷时刻抄袭的(抄几道选择题是很容易的),我就会很凶。如果给他们机会可能会有很多人作弊,为此我还做过一次试验,很不幸让我伤心了。我在师范工作,我觉得如果未来的老师这样的话,那些中学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作为一个80后,我不想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90后,或许诚信和气节对一个人不再那么重要,大家更功利了。


(6)我喜欢和学生讨论问题,包括各种问题。但是三年半过去了,只有三个学生和我讨论过问题,问书本之外的东西。有时候我就想,我们除了讲课,学生和我们无话可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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